——意思是说，房屋、桥梁等公共工程，如果在完工后一年内发生垫陷，负责该工程的设计者与工头，将被处以杖一百的刑罚；如果是两年内发生垫陷，刑罚减一等；以此类推，直至满五年。监修者受到的责罚比设计方、施工方又减一等。这些罪罚不得赦免，即使相关责任人已调离原职位，也不得免于追究。

另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，五年的“工程保质期”只是针对“垫陷”之类的一般性质量问题，并不适用于恶性的建筑事故。如果发生倒塌之类的严重事故，问责将不受五年保质期之限，惩罚无疑也会更加严厉。如宋真宗时，由于对“天雄军修城不谨，战棚圮”事故负有责任，一个叫作贾继勋的官员被开除公职，流放汝州；另外两名官员被削职，发配许州、滑州服役。

那么新的问题来了：如果一个公共工程在使用多年后才发生事故，宋政府又如何确认当初的设计方、施工方与监修者是哪些人？这个问题不难。因为宋政府还对所有公共工程建设推行“物勒工名”的制度。

所谓“物勒工名”，是指国家强制工匠在他们制造的器物上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一旦发现产品的质量问题，即按名字追溯制造者的责任。据说早在春秋时已经有了“物勒工名”的制度，《吕氏春秋》载：“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。工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以情。”当时的兵工厂，都要求工匠在所造兵器上勒刻名字，作为对兵器质量的担保。宋政府将这一制度应用到工程营造中，景德三年（1006）六月，由于“近日京中廨宇营造频多，匠人因缘为奸利，其频有完葺，以故全不用心，未久复以损坏”，宋真宗下诏申明一道法令：“自今明行条约，凡有兴作，皆须用功尽料。仍令随处志其修葺年月、使臣工匠姓名，委省司覆验。”即要求以后凡兴建公共工程，必须保证质量，竣工后在所修建筑物上找个地方，标明建造的时间、施工的工匠与监工的姓名。我注意到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工程也开始标明设计方与承建方的名称了。这既是国际通行惯例，也算是对“物勒工名”传统的继承。

还有一点我想补充说明：在宋代，“物勒工名”传统已开始演化成“商标”形态。这是因为，“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”开始只是强制性的责任认定，但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，它使一部分优秀工匠的名字脱颖而出，成为获得广泛信任的品牌。当品牌形成之后，拥有这一品牌的工匠就会一改被动的“物勒工名”，而主动在自己制造的产品上留下独有的标志，以便跟其他人的同类产品区分开来。于是“商标”便产生了。今天我们从出土的宋代铜镜、银铤以及宋版书籍上，都可以看到制造者留下的标志。这些标志，通常都是工匠出于防伪、宣传品牌之考虑而主动留在产品上的，并不是为了应付官方的强制“勒名”要求。

工匠所隶属的行会，也会对工匠的作业流程、产品质量提出规范和要求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结社很发达的时期，南宋时，杭州的行会多达“四百十四行”，其中工匠所组织起来的行会，又叫作“作”，有“碾玉作、钻卷作、篦刀作、腰带作、金银打作、裹贴作、铺翠作、裱褙作、装銮作、油作、木作、砖瓦作、泥水作、石作、竹作、漆作、钉铰作、箍桶作、裁缝作、修香浇烛作、打纸作”等二十几种。出于对行业声誉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理性考虑，各个行会组织通常都会对本行的产品质量提出“行业标准”，比如在北宋汴京，“凡百所卖饮食之人，装鲜净盘合器皿，车檐动使（用具）奇巧，可爱食味和羹，不敢草略。……稍似懈怠，众所不容”。这个“装鲜净盘合器皿”，应该就是汴京的饮食行会制定的“行业标准”，“众所不容”的“众”，非指公众，而是本行行众。清代光绪年间，某地泥作匠行业公所订立行规，其中有一条即规定：“泥墙须包三年，如三年内倒塌者，归泥匠赔修”。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，均须遵守这一条款。我相信宋朝的木作、砖瓦作、泥水作、石作，也有类似的行规。

讲述至此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宋朝的工程质量监控制度至少包含了四个层面：国家制定的工程建设标准；政府强制推行的“物勒工名”制；五年“保质期”制，以及工匠行会自行订立的“行业标准”。无论是哪一种质量保证举措，即使放到今日社会，也未为过时。

古代尚未发明钢筋水泥混凝土技术，而且古人习惯使用比石料更容易耗损的土木材料，但是，只要严格把好质量关，古人却能建造出比某些混凝土工程还要耐久的建筑物，其中一些建筑物还经受住千年时光的侵蚀，留存至今日，让你不能不对创造奇迹的先人致以崇高的敬意。